1987年，一档《我们大学生》的节目，让上海观众认识了当时还是医学院学生的曹可凡，也让他日后踏上主持之路，成为沪上响当当的“金话筒”。在主持生涯迎来30周年之际，曹可凡聊起自己见证的主持幕后故事，其中点滴更可见这些年中国电视生态的变化。
“无论多么严肃的晚会，词多么难背，可凡大哥每次都拉着大家在后台说段子讲笑话，而我上场前要反复背词，心里很紧张，特别恨他!”同为沪上知名主持人，陈蓉日前如此“埋怨”曹可凡。
“我是学医出身，学医的长处就是记忆力好，厚厚的书，每本都要从第一页背到最后一页。”在曹可凡的回忆中，主持人的口若悬河，多少是背出来的，但30年来，他们手中的台本、串词也在不断地改变。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晚会热”风靡全国，但串词给主持人的发挥空间十分有限，稍有差错，后果严重。“中国电视主持人最早基本上是照着稿子读，等到我这一代，开始在局部做小的发挥，但还是不能离开稿子太远。所以相比今天，当时的节目看起来比较规整。”
不过，等娱乐节目兴起，主持人的拘束就没那么多了。“真正改变大概是2004年以后，无论是《舞林大会》还是《加油好男儿》，不再有特别具体的串词了，我们拿到的都是大纲，总体跟着大纲走就可以。”在曹可凡眼中，有无文本，对主持人都是一种训练。“我们那一代人赶上了最好的时候，接受了文本和无文本这样两轮训练。有过很强烈的主题晚会的锤炼，背过规整的台词，之后无论是做娱乐节目还是即兴发挥，说的内容都还在框架之内，不太会‘捅娄子’，不至于找不到度。”
至于观众最喜闻乐见的主持人救场或是即兴发挥，则更多考验主持人的积累。200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颁奖礼上，黑人影星摩根·弗里曼在上台颁奖时，特意掏出一块真丝手绢裹住奖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立刻被一旁的曹可凡捕捉到，并在随后的主持中大赞摩根·弗里曼对电影节的尊重。“当时很多人都没发现这个动作，这实际上也说明主持人的观察能力很重要，而且观察到以后还要破解行为背后的本质——他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用意?这需要很多年训练。”
直播何其难 “上海7分钟”曾经历惊险一刻
除了背词的基本功，许多观众看来平淡无奇的现场直播，对主持人的考验也极大。曹可凡笑言，真正用来形容大型直播主持的，应该是“如履薄冰”，在日积月累之后，才懂得现场有太多需要严丝合缝的细节，也常有千钧一发的惊险时分。
以今年除夕央视春晚备受好评的“上海7分钟”为例，上海分会场一度遭遇主会场节目超时带来的调度难题：原来，导演组原定于23：40将镜头切换到黄浦江畔上海分会场，主持人朱迅会与坐镇上海分会场的曹可凡打招呼，但由于主会场的节目超时，串场环节被取消了。
“我们提前20分钟就候场了，上台后我看不到画面，耳机里导播告诉我，‘现在节目超时，一会儿成龙大哥的《国家》一结束，我会10至1倒数，摄像机红灯亮了以后，你再开始说词。’但等倒数结束，红灯却没有亮，我当时有点抓瞎，直播现在切出的画面是什么?我到底是说还是不说?说早了，画面还停留在主会场，很难堪;说晚了，全国观众都会看到主持人在发愣。”如今回想起来，曹可凡依然心有余悸，好在上千台直播的经验让他冷静下来，“最后我在心里默数了三拍，同时判断究竟是什么状况，所以特意放慢了第一句‘又是欢乐除夕夜’的语速，等看到切近景的3号机灯亮了，一切正常，立刻加快语速。”
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再准确不过。原来，就在他登台后不久，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导演组决定在切换画面时追加一个带有东方明珠的全景画面，由于时间紧迫，导播甚至来不及告诉台上的曹可凡，而他心中默数的三秒，让声音与画面恰好配合。“旁人看不出中间发生过这么可怕的事情，可是我在那么冷的黄浦江边，还是一身汗，后脊背发凉。”他由此感慨，主持人要有“杂家”的素养，对音乐、画面的节奏都要有所掌握，“比如镜头语言，你熟悉了才知道怎么接，直播看不到画面，但心里要有画面。”
访谈怎么聊 第一个问题甚至会想几个小时
除了大型直播节目与娱乐真人秀，访谈也是许多主持人青睐的类型之一，《可凡倾听》 走过14年，曹可凡眼中的访谈节目也悄悄发生着改变，其中更不乏犀利火爆的“标题党”。
“相对来说，我们当年对主持人语言的管理比较严格，电视生态环境也比较平和，主持人对所有人都比较客气。但现在多少会有人觉得，不剑走偏锋就不能脱颖而出，所以语言和风格上必须‘标题党’。”他感慨地表示，如今的观众或许会喜爱一些辛辣的内容，但访谈主持人不能因为自己是平台的主人，就对嘉宾颐指气使，“可能很多人愿意用这种方式，但我的习惯是无论是小明星还是大艺术家，态度都要平等，哪怕我不喜欢你，我可以礼貌表达我的看法，没必要非把人逼到死角。”
在访谈中，一些较为隐私的话题如何处理?台湾知名主持人张小燕给曹可凡的建议是，“对方不喜欢的，就不要问。”“人家上你节目，就相当于到你家做客，你为什么要为难一个客人呢?”但他同时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主持人不要动脑筋想办法。“比如我采访杨振宁先生的时候，也试图和他聊翁帆的话题，但一直不知道怎么切入。后来我想到一个比较幽默的问题，‘杨先生，您见翁帆的父母，你们互相怎么称呼?’杨先生也笑了，说，‘他们叫我杨教授，我叫他们翁先生翁太太。’这样问了以后，彼此的防御就破掉了，接下来就很愉快。提问是个艺术，要反复琢磨，我经常为第一个问题琢磨好几个小时，因为问得不好，你可能就被请出去了。”
更重要的是，访谈节目需要大量的事前准备，采访某领域专家，就要深入其领域了解其创作。“有时候案头工作很漫长，实际用却只有一丁点。有时候你自以为做了很完整的准备，但还是有缺漏。同样是采访杨振宁先生，我问他与李政道先生之间的关系。杨先生突然说，李政道先生对这个事情有自己的说法，他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你有没有看过?我确实没有看过，那个瞬间我无地自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