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子书画艺术的发展

发布时间:2017-03-09 00:00:00 编辑:胡萍 手机版

  扇子本是寻常物,却因三千多年的文化积淀变得不寻常。运筹帷幄之士手执扇子指点江山,文人墨客在扇子上用笔墨寄情抒怀,宫中美女用扇子传情达意,道士用扇子驱邪灭妖,连普通百姓也常在家中挂扇子,把扇子视为镇宅之宝。一把小小的扇子,折射出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

扇子书画艺术的发展

  扇子从实用工具发展成为艺术品器,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这中间有一个工艺之扇的承接。工艺之扇兼有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双重品格,其艺术性还没有完全独立,主要是作为一种装饰艺术的形式存在。当扇子发展到艺术之扇的时候,已经不再具有实用的因素,扇的审美性便是其全部内容,扇也完全从一种实用符号转变成为一种审美符号了。

  一、扇面书画艺术的独立与发展

  扇面艺术主要是指金石书画,更远一些也涉及到诗词文学等,这些都是以扇面为载体和形式进行表现的,两者结成密切的关系。

  首先从书画入扇说起。中国文人有处处留墨的雅好,扇子一经文人和画家之手便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扇与书画结缘具体始于何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对这一历史总体看来,它具有从“书画之于扇面”发展到“扇面之于书画”的一个逐渐演变过程。“书画之于扇面”是以扇面为中心,书画为扇面服务,被动地适应扇面的形制法规。可以说此时扇子是主体,书画艺术是作为装饰艺术为其所用的。“扇面之于书画”则以书画为中心,扇面为书画服务,书画主动运用扇面的形式来发挥自我的艺术魅力。也不妨说此时书画是主体,扇面是作为展示舞台为其所用的。早期有关扇面艺术的可查史料中多是“书画之于扇面”的例子,最早的记载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是三国时杨修为曹操画扇,误点为蝇。《太平御览》中所引《俗说》记载:“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面不点睛,曰:‘点眼睛便欲语。’”《晋书》中记有王羲之“尝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书扇很多,宋虞龢《论书表》中称当时整理他们的墨宝中有“书扇二秩二卷”。《历代名画记》记王献之“桓温尝请画扇,误落笔,因就成鸟驳牛,极妙绝。又书《驳牛赋》于扇上,此扇义熙中犹在”,可谓当前可知的第一个书画合璧的扇面。另有记载南朝遽道愍、章继伯“并善寺壁,兼长画扇”。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川。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辩千寻之峻。”虽然历代都有名人绘扇留迹的记录,但是根据出土的实物扇和壁画绘画中的扇,我们可以发现在宋代以前,它们大都是纯工艺性、日用性的装饰扇,有的还很古板、单调,扇面缺乏艺术性。

  进入宋代后扇面书画艺术出现了繁荣景象,也正式开启了“扇面之于书画”的历史格局。其时画家于扇面之上作画,已是主动借用扇面的艺术形样,为作品增添了自然、活泼、清新的气息,以至于扇面作为一种小品性的绘画形制完全从扇子物中脱离出来。《宋人画册》中百幅小品,仅纨扇面就有六十多幅,而且题材丰富,刻画细腻,千姿百态,意趣盎然。团扇画以及稍后兴起的折扇画,与长轴大卷相比只是移大作小,视角变化。如同通过显微镜看世界,它能够指引观者的目光,集中观者的精力,近观精察,细心品味微观艺术世界里的奇妙景象。与大幅山水的山高水远相比,小巧的扇面山水中一草一木、一水一石更能表现出天地自然的内心世界,传达出更加细微恰切的情感。扇面尤其是折扇扇面的形制十分特殊,使得其中的书画创作也非同寻常。折扇的扇面呈现半圆形,因此在它的构图章法和视觉平衡的处理上就显出一定的难度。加之扇面展开时又凸凹不平,难以下笔,要在这尺幅半圆之内,写出穿插错落、疏密有致的情趣,并非一件易事。如果扇面书画的构图章法处理得当,不仅能使行气构图别具风采,一些简率不经意的笔触在点画之间也能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折扇上作画,构图章法上有其独到的处理方法。由于折扇扇面呈弧形射线之状,在古代扇面,很多是书而不画,因为文人皆能书但未必能画。到宋代文人画家兴起后,书画共扇的情况开始多起来,并且发展到诗、书、画、印同扇子融为一体,古人于方寸之间殚精竭虑、苦心经营,终于造就了赏心悦目的扇面艺术,书画扇面成为中国书画艺术宝库中耀眼的“别体之作”。

  中国的扇面书画艺术独立以后,历经宋、元、明、清数个朝代,其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扇面书画艺术在宋朝时获得了巨大发展,然而在其后的元朝,既没有继承前代团扇艺术的繁荣,也没有开启后代折扇艺术的发展。在两宋、明清两大艺术高峰之间,它处于一个寂然安然的低谷,整体呈现出类似“U”字形的发展轨迹。

  二、两宋扇面书画艺术高峰

  两宋时期,扇面书画风气大盛,形成了扇面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此时的扇面主要是纨扇扇面,产生了大量绘制在纨扇上的作品并流传保存至今。民国期间白文贵先生对扇子颇有研究,他考察当时故宫所藏古人珍品记道,“团扇小景中,独以宋代名贤为伙,且均为精到合作,……凡有款者,多为宋贤;其无款者,多为宋画院作品……可见书画纨扇,独盛于宋,尤以崇宁以后为最。”今天我们从《宋人画册》中也可以看到,在百幅小品中仅扇面就占了六十多幅,而且题材丰富,刻画细腻,千姿百态,意趣盎然。宋朝统治者重视书画,不但建立了皇家画院,徽宗皇帝还躬亲丹青,带头创作扇面,他的《枇杷山鸟图》扇面流传至今,显示出极高的才艺水平。“上有所好,下必从焉”,《书继》中记载:“郑和间,徽宗每有画扇,则六宫诸邸竟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一时天下画家名手纷纷研习笔墨,经营画扇,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艺术景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家之作,北宋如徐熙《豆花蜻蜓图》,黄居寀《晚荷郭索图》,徐崇矩《红廖水禽图》,刘寀《群鱼戏藻图》等,南宋如马世荣《王云楼阁图》,夏珪《烟岫林居图》和《遥岑烟霭图》等,未署名不知名的画家更是数不胜数。宋诗人陆游对此感慨道:“吴中近事君知否,团扇家家画放翁”。

  三、元代扇面书画艺术低谷

  进入元代以后团扇书画逐渐衰微,直到清代晚期的同治光绪年间,在团扇上书画的风气才又重新时兴起来。元代的扇面书画艺术呈现出一片寂然萧索的景象,“元时折扇,则有《烟云宝笈藏扇》可考。盛子昭画,《秋江渔艇》为棕竹十六方端。又观梅高士,为乌木十五股圆端。王若水画《桃花山鸟》为棕竹二十股方端。”代表当时绘画成就的赵孟頫、“元四家”,都少有书画扇面的记载及作品。前人也早意识到这个问题,“至宋以后,元代则团扇书法,其势已杀,此亦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之理。”在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元代团扇扇面仅有夏永《岳阳楼图》,赵元《树石图》等极少数不太知名的画作,而且明显是受到前代宋朝惯性势力影响的结果。虽然在中国画史上元朝是一个抒情写意的艺术高峰期,但其扇面书画艺术处在一个发展的低谷。

  对于这种现象,发现者很多,但深入考究其内部缘由者却很少,下面我们就来对此做出一些分析。

  元朝是由北方蒙古族建立的一个政权,1279年覆灭了汉族统治下的南宋政权后统一南北,建成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统一国家,直到1368年被农民起义推翻。这是秦汉以来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由于民族间的复杂关系,致使这个时期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时的绘画创作,也是造成元朝扇面书画艺术低落的社会环境。

  原因之一:元代社会的政治环境

  首先社会朝代的更替给艺术创作带来许多变化。元是对宋战争的胜利者,批判、否定前宋的风习制度是元统治者允许认可的,否则宣扬、赞美就可能招惹麻烦。所以对于备受宋朝皇帝欣赏和推崇的团扇扇面书画,随着宋朝的结束而走向衰落,很少有人在这一领域继续坚持。

  其次元代取消了画院制度,没有培养出大批技艺精湛、专事画作的院画家。看前代宋朝画院我们就能发现,大量的扇面之作主要是出于院画家之手,或服务宫室或赏赐群臣。在团扇扇面上的绘画较为精致小巧,其构图造型设色都十分讲究,并非是社会上文人所能随意挥写的。况且,精巧的扇面多为女子使用之物,文人们并不倾心于此,所以元代文人画大兴,但团扇扇面画不兴。

  第三,元朝的统治者是来自北方的骑马民族,传统里没有使用扇子的生活习惯,对于扇子中所蕴含的文化意味所知甚少。相比宋朝,元朝统治者文化修养也不是很高,关注艺术的热情远不如对宗教的重视,却也使得元朝的宗教艺术比较繁荣。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在传统的团扇受到冷落的同时,源于日本的折扇(时称倭扇)在元代也没有兴起的土壤。元朝建国后多次用兵征讨日本,但收效甚微。至1299年以后完全中断往来,海天阻隔不通商贸,倭扇亦难飘洋过海抵达大都。明代《张东海集》记:“元初,东南夷使者持聚头扇,当世讥笑之”,认为是“仆隶所执,取其便于袖藏,以避尊贵者之目”。上层宫廷官绅对折扇的态度使它受到整个社会的冷遇,折扇扇面艺术在元也就无从谈起了。

  原因之二:元代社会的经济环境

  相比于宋代,扇面书画在元代缺少生存的经济环境。宋代设立的皇家画院不仅是为画家提供了进行绘事创作研究的场所,更重要的是为画家提供了经济支持,政府为他们发放俸禄甚至授予官职,而且书画团扇也主要是服务于宫廷,满足统治者的需要。

  宋亡元立,画院不复存在,画家转而寻求其它经济来源。一部分画家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技艺为生,如钱塘人陈鉴如原本南宋院画家,入元后靠为人画肖像画而名声远扬。市场上较大的长轴横幅也受到人们的欢迎,但对于小幅的册页扇面似乎没有细细把玩的雅兴,这一类作品在元朝数量也就少了。另一部分画家并不以画为生,而是通过其它方式为作画提供经济条件。如赵孟頫、王蒙在元做官,黄公望、吴镇为人算命,倪云林做过生意等,善画而不求售,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这部分画家仅仅是为了抒情写意,也不愿在圆形的小扇面上着力。而且元朝开始,在纸上绘画兴起,水墨效果得到更好的发挥,绢质的团扇不仅价高,也不适应水墨兴盛的元代绘画。

  原因之三:元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

  在蒙古族统治的元代,汉族士人“辱于夷狄之变”,反抗无力,升迁无望,处在苦闷、悲凉、委屈、闲逸的精神状态里,并形成一种社会性的大退避,如元曲里说的,“体乾坤姓王的由他姓王,他夺了呵汉朝,篡了篡汉邦,倒于俺闲人每留下醉乡。”他们对扇子和扇面书画的热情远远不比前代,甚至怀有某种偏见,元曲大家曾瑞写[船涉调?哨遍]《秋扇》就对此有所反映:

  “最难甘递互相抬贴,卖弄他风流云酝藉。只能驱一握掌中风,几曾将烦暑除绝。偏宜皓齿歌金缕,不为生灵奏玉牒……”

  不仅认为扇子华而不实,卖弄风流,“几曾将烦暑除绝”,而且只是一种玩赏享乐之物,于世事生灵毫无益处。

  “写天涯咫尺间,画云山千万叠。纵浮花装饰皆虚设,见胚胎破绽难藏,有点污唵替强打迭。无光摄,匹头上面阔,半路里腰折。”

  在这里更表现出对扇面书画不以为然,“皆虚设”而已,对扇面这种艺术形制也感到不舒服,“匹头上面阔,半路里腰折”,已经带有嘲笑的味道了。

  更严重的是,元人把扇子同作为统治者的官吏联系起来,“自谓奇绝,要和时辈争优劣。得架大人权,比蒲葵白羽特别。”制作考究和艺术美化了的扇子是权贵们使用的,被视为媚上欺下,“犹随酷吏临轩阁,不播仁风到窟穴。”这就大大破坏了扇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降低了扇子的艺术品格,因此,它也很难得到时人的垂青和赞美了。

  元代绘画在画史上的高峰地位是由赵孟頫开创的,他的绘画和艺术思想对整个元代影响都十分重大。赵孟頫托古改制,强调注重绘画传统,力拚宋代院体风格,他明确地提出:

  “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以为能手,殊不知古意即亏,百病丛生,岂可观也。”

  他所说“古意”是指北宋以前的画法,“今人”是指学习宋院体画法的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用笔纤细”、“傅色浓艳”的画法在宋代扇面册页小品画中十分常见,元初仍持续这种画风。为了改变这种陈陈相因的状况,就必须从已经形成一股势力的环境中另辟蹊径进行变革。赵孟頫以复古为号召提倡“古意”,“刻意学唐人”,从而和近世流行的风气拉开距离。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元画跨过宋代直追盛唐五代乃至六朝。宋画特别是南宋院体风格在元受到压制,也使得兴盛于宋的扇面在元辉煌不再。 四、明清扇面书画艺术复兴

  在整个明代也几乎看不到团扇书画,但是,折扇的异军突起带来了折扇书画艺术的繁荣,完全弥补了团扇扇面艺术在这段历史上发展的不足,也铸就了扇面书画艺术的另一个高峰!

  明代时期折扇受到人们的欢迎而广泛流行,“至明则折扇大兴,纨扇几无人问。”史料记载永乐年间朝鲜进贡折扇,受到明成祖的赏识,于是命内廷工匠仿制,来供用后宫和赏赐群臣,渐渐“自内传出,遂遍天下。”与此相应折扇上书画也在明朝兴起了。清高士奇《天禄识余》云:“挥洒翰墨始于成化间。”现在所能看到最早的折扇扇面是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汀树钓船图》,作者谢缙就生活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到了明朝中后期,扇面书画蔚然成风,被称为“吴门四家”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无不创作出大量扇面书画精品并流传至今。如文征明的书画扇面,在清代就出有《文征明书画扇册》,关荣光题中说,“到明代四家,唐、沈、文、仇始为书画,蔚为吴下人书画扇面之风气。”   后来者如“松江画派”、“清六家”、“四僧”、“扬州八怪”、“金陵八家”等都在扇面艺术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自明朝至清末这一时期折扇以其独特的造型——一条圆弧和经过这条弧两个端点的圆半径而定成为扇形,成为独具一格的书画艺术形式,吸引了无数丹青妙手,也使团扇扇面艺术一时受到了冷落。“观故宫所藏折扇,无论成扇或扇面帖,为数极多,明贤如沈唐文仇,其精品几不胜数,而纨扇绝少,驯致竟无一件,而清代亦然。”到晚清时候团扇有所复兴,也产生了一批团扇绘画作品。

  近代以来,任伯年,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叶浅予等,都有精巧扇画。任伯年擅长画扇,其数量之丰冠极一时。齐白石喜在泥金纸扇上作画,所画白茶花妍丽动人,蚂蚁蜜蜂也是精细无比。徐悲鸿以画奔马名世,而他的扇面花卉也是俊逸超群。张大千曾多次与其兄张子善在天津、北平、成都举行扇画展……可以说,以扇面的艺术形式而存在的中国画,早成为中国美术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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