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们各民族都有个审视自己的风俗习惯问题。就以藏传佛教言，它在元代属于国教，帝师、国师都出在藏传佛教体系中，其效果是将蒙、藏两族同汉族一起在文化上联接起来，在元王朝统一中国上起了积极作用，至于明、清，藏传佛教虽然已经失掉了元代那种政治上的显赫，但它为藏蒙两族所共同信仰的格局基本未变。然而进入近现代，差别就拉开了。我曽为多杰才旦主编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写过一篇读后感：《认识藏传佛教的重要前提》，认为在民族发展上，西藏“与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内蒙古相比，显得滞后了许多，而究其原因，在于它的农奴制度”——这个政教军三位合一而以“教”为体的农奴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封闭性和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令它“缺乏自由人和独立的知识分子，也就缺乏倡导和启蒙的中坚力量”。内蒙与之不同，有不少蒙族同胞受内地影响，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自己的传统深有反思，总体上对喇嘛教缺乏好感。据我所知，内蒙自治区成立后，乌兰夫的一大工作，就是抓喇嘛教的改革。记得他讲过这样的话：一个民族要存活，要繁荣，首先要劳动生产，大家都去当喇嘛了，哪里来的劳动力?把劳动所获都供养都送给寺院去了，如何扩大再生产?同样重要的，是要结婚;出家不婚，人口从哪里来，民族如何延续?他的倡议得到了蒙族知识分子的欢迎和拥护。改革开放后，国家落实宗教政策，拨了一笔不小的款项用于修复寺院。我的一位内蒙古大学的蒙族同事好友向我大发牢骚：干嘛，还要愚民啊?为什么不可以用于教育?他叫林辰，是元史和蒙古学领域的一流学者，他告诉我，他应当是个活佛。
从新闻和网上看，这次屡屡爆发的宗教暴恐事件，对维族同胞也是一次剧烈的震动。暴恐的效果适得其反，不但没有达到分裂民族的目的，反而激发了维汉两族以至各民族的同仇敌忾，更紧密的团结了起来。其中声音最激昂的是维族知识青年。一群在读的大学生高呼：
“敌人害怕我们团结，说明团结最有力;敌人越是要破坏团结，我们就要更加团结!我们要团结，各民族要团结!
不能再沉默了，不会再沉默了!我们，并肩，向暴恐分子出拳!”(1)
一位已经毕业了的硕士著文出拳，而且反思：“伊斯兰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无知的穆斯林”：
“长期以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维吾尔民众对伊斯兰教的信仰认同心理、敬畏心理、封闭守旧心理等，打着宗教的幌子煽动、蛊惑一些人为宗教献身--------他们的号召往往能吸引一批头脑简单、世界观扭曲的教民的心理认同，充当分裂破坏活动与暴力恐怖活动的牺牲品。”(2)
此处所谓“头脑简单、世界观扭曲”指的就是“无知”。造成无知的原因之一，是“新疆少数民族中青年半文盲占有相当的比重，而就业难加剧了部分少数民族青年，特别是大中专学生对前程的悲观情绪，造成一些人弃学读经”。这与我的朋友林辰的观点非常接近。
及至暴徒将居玛·塔依尔大毛拉残忍杀害，更进一步引发了穆斯林的悲痛和愤怒。暴恐分子为什么要杀害这么一位“学术渊博、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他的什么力量构成了对宗教暴恐整体的致命威胁而使他必死不可?我搜到了一篇对他的专访，全文见2010年6月的《瞭望东方周刊》;初读一遍，就令我非常震撼。这里只列举居玛-塔伊尔大毛拉陈述的几个宗教观点：
“先知讲过，穆斯林应该顺应时代。”
“穆圣也希望我们更好地进步和发展”
这两个观点非同小可，它们与原教旨主义在理论基础上彻底地区分开来，而与华夏文化、世界文明的发展轨道紧密地衔接起来。接下来说：
“穆圣没有要求后人们一定回到他的时代，像他一样生活。”
这话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并且是很痛心的。他指出：
“有些国家不愿意看到我们发展进步，就怂恿和资助这样一些人，
假借宗教的名义，要使新疆回到过去的时代，想拖延新疆的发展。”
这些发展进步，他指的是与祖国大家庭各民族共同取得的那些成就。但是，与内地相比，他又实事求是地肯定，现在的“新疆还有很大距离”。所以绝不能倒退，也不能停步，而应该继续坚定发展进步的信心。于是就有了另一个重要观点：
“ 一定要发展，让群众的生活更好，这也是伊斯兰教的原则”。
此中的发展进步、让群众的生活更好，指的不仅是维族和穆斯林，而是指新疆和新疆所有人民。因此他特别说明说：“无论信教还是不信教，都要和谐、和睦”。如此一来，他的宗教思想就与宗教原教旨主义彻底对立起来，而同改善世俗生活、建设世俗社会完全融通起来。他提出的两条意见，也竟与任先生的主张相同：
第一，脱贫：“《古兰经》上有这样的观点，贫穷使人变得脆弱，于是他就容易被别人所影响。”
脱贫，包括发展经济，解决就业问题，这对民族地区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我们知道，这也是中央在设法解决的问题。
第二，脱愚：“新疆落后于内地的一个原因，是维吾尔族群众不太愿意念书，义务教育结束后就去挣钱。”
大毛拉还认为，贫与愚互为因果：“生活窘迫也是维吾尔族群众不愿意读书的原因之一”。
当然，脱贫脱愚都需要国家的支持，各民族间互相帮助。但大毛拉还有个更令人意想不到的观点：
“穆圣也鼓励我们说，‘最好的生活是靠自己劳动而得者’”。
根据西方的历史经验，这个观点将推动宗教自身向世俗化迅速转变，促进宗教信仰真正“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而不再被绑架到民族、文化以及社会政治问题上。最后，是他针对当前的暴恐事件向维族青年的特别提醒：
“我们维吾尔族一直居住在新疆，没有人侵犯我们。但是现在很多‘东突’分子都是从遥远的欧洲和西亚、从黑海那边来到我们这里，以吉哈德的名义使用暴力”。
与学术界某些宗教研究者的趁机宣教相比，他们只能是侏儒，居玛·塔依尔大毛拉则是巨人。中国穆斯林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袖，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位刚毅的英雄。痛哉惜哉!他让我们看到了新疆的光明和维族的未来，也让我们牢记：“‘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中国的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