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语言在广播电视创作传播中有其独特的语言样态和魅力，在《主持人语言艺术》中王朝彦阐述道：“电视节目主持人已出现在观众面前就要说话，话语的形象、话语的风格是吸引观众的最重要的条件。主持人的语言不是一种单纯的字、词、句的组合，而是蕴含丰富，用心灵才能感受到的高于生活的存在。[1]”归根结底，播音主持的本质就是说话。
由于近几年广播电视节目的创新和改革层出不穷，业内外人士对“播音腔”的质疑和探讨也随之增多，对传统的“播音腔”的理解和研究也各执一词，这对广播电视传播质量有着重大影响，因此，从广播电视语言的特色和播音主持语言样态的角度研究播音主持语言，界定“播音腔”，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
一、语言的传播特点以及广播电视语言的魅力
语言是由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和发展的，随着时代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语言的传播方式也在不断的创新。从单纯的口语交流到书面文字语言，再发展到文字语言转化出来的有声语言，即广播电视语言的传播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从传播的角度看，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有声语言，其目的性是一致的，为了表达交流、传播思想。广播电视语言则是大众传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主要方式，字正腔圆的有声语言结合内容深邃的书面语言，创作出独特的播音主持语言为大众传播更好的服务。
(一)书面语言的传播
自古以来除了肢体语言的表达，人类主要的表达传播方式就是了口语传播，渐渐各地域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字语言成为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表达方式。文字是一种用来记录的符号，由于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从而产生了文字，它拥有六千年左右的历史，在文字发明之前，古人通过在绳子上打结的方式来记住某些事，用不同的结代表不同的事，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传递，现在仍有部分民族沿用这种方法进行消息的传达，这也正是最原始的语言传播。殷商时代，出现了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文字——“甲骨文”，为之后文字和纸张的发明奠定了基础，甲骨文的出现是人类语言传播进步的显著体现，人们通过记录文字的方式将语言的传播更加具象化，甲骨文刻画书写的模式是文字形态传播的最大特点，从而产生了各种形式的书面语言交流，显然在传播领域符合了文字语言传播的社会性和大众化。秦始皇时期“书同文”的颁布使文字语言的传播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当时社会和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就是文字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书面语言不断规范化，是以写和读为传播方式的语言，成为了口头语言的文字符号形式，直至今天仍然在传播领域占据着一席之地。
规范、确切、严谨、得体的表达方式是书面语言的主要特点，从“之、乎、者、也”八股文到接近口语化的白话文，书面语言也逐渐回归自然和生活。在播音主持行业里书面语言是传播表达的依据，字斟句酌，从文字中发掘和创作，将书面语言的内涵更形象化的传播出去，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二)有声语言的特点
声音是语言的外壳，语言是思想的直接体现。有声语言的传播简单、直接，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感情和思想的载体，它可以把空间和时间等内容生动地表达出去。从儿童们的“牙牙学语”开始，到有思想有认知的表达，人们始终把有声语言作为表情达意的必然能力。有声语言区别于书面语言更加形象、具体，将其“音声化”传达，回归了自然状态，生活化的表情达意奠定了有声语言在交流沟通方式和大众传播领域中的地位。
有声语言是媒介进行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广播电视是以有声语言为主要手段进行传播的，作为广播电视传播媒介的播音主持工作者，有声语言便成为了他们赖以沟通媒介与受众的主要手段，所以播音员、主持人的有声语言就是以说话为基础，所说出的内容、表达的思想必须让广大的视听群体能够听的明白、愿意接受。
魏南江在《节目主持艺术学》中解释：“节目主持主要是靠有声语言传达信息、表达思想，并与观众交流的，同时节目主持人的个人魅力、风格特征也主要是靠有声语言的运用才凸显出来的，所以，有声语言既是主持人的创作材料，又是主持人谋生的工具。[2]”播音员、主持人依据文字语言的内容主旨，将其转化为有声语言进行再创作，利用有声语言的传播特点进行广播电视的大众传播工作。
(三)广播电视播音语言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是通过播音员、主持人以有声语言为主线并进行引导的规范化的大众传播。播音语言在广播电视传播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播音语言的传播是播音员、主持人将文字语言转化成有声语言传达给受众的一种广播电视传播方式。
由于受到特定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广播电视播音语言的表达需要现想现说、即兴而谈，与生活的交流语言不同的是，播音员、主持人在演播室与特定的对象进行交流，需要不断进行思维整合，在大脑中迅速思考和组织语言，从而产生新的想法和话题，在这一过程中就要求播音语言的严谨性、生动性和明晰性。广播电视播音语言结合了书面语言和有声语言传播特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传播特点，涵盖了广播节目中的以声传情、声情并茂，电视节目中的声画和谐、形神兼备等特征，成为了播音主持学科主要研究的一种传播语言形式。[3]”
播音语言从本质看是传播者“出声说话”的语言形式，传播特点是：“规范性、庄重性、鼓动性、时代感、分寸感、亲切感。”播音语言创作是赋予文字生命力的过程，若要让受众真正有所理解和感悟，就必须将自己所理解的一定的语句深意、传播角度、观点态度转化为言语形态进行传达。毕一鸣在《语言与传播》中解释：“播音语言从本质上说是广播电视诉诸听觉的语言，是口头语言的一种类型。广播电视是面向社会大众的传播媒介，播音是沟通媒介与社会大众的重要语言方式。”[4]由此可见，播音语言的传播也必须遵循语言表达的基本规律：“深入理解——具体感受——形之于声——及于受众”。
二、播音主持的独特语言样态：“播音腔”
广播电视播音主持是一门艺术、一门学科，1940年12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第一次开始广播起，播音主持就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样态和风格。广播电视传播中的有声语言创作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创作，改革开放后不断蓬勃兴起新的节目形式，不同类型的节目有着不同的创作风格，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样态。“播音腔”作为一种传统的语言样态一直传承至今，它是老一辈播音员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发展的传统播音语言传播表达的独特样态。近几年，随着节目的创新和发展，尽管业内外人士对“播音腔”的理解和讨论褒贬不一，但从本质看，播音主持就是在用一种独特的语言样态去“说话”，用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完成广播电视传播任务。
(一)“正宗”传统播音腔的起源
“正宗”播音腔作为一种艺术特色，其形成和发展必然经过了历史的洗礼和创新，才成为了播音主持独有的艺术特色。字正腔圆的规范、厚重庄严的感觉、亲切朴实的态度、严谨生动的表达从中国广播事业诞生之初就被广大听众深深的记在了心里。这是传统的播音腔，是齐越、夏青等老一辈的播音员从当年每篇稿件中一字一句反复思考、创作出来的，兢兢业业工作数十年才形成了的播音主持特有的语言样态，是播音主持创作中“正宗”的播音腔。自播音主持艺术产生之初，所有早期作品创作中都融合这种语言样态进行大众传播，例如九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铁人王进喜》、《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等一系列影响着时代进程和民族气势的优秀播音作品都在不断传承和发展着“播音腔”这种传统的表达艺术风格。直至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这对广大受众来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新闻节目，同样延续了传统“播音腔”的语言样态，并且从近年来创新引入“说新闻”的播读样态，“播音腔”仍保持着在广播电视中的主流样态地位。可见，传统“播音腔”在探索实践、发展创新、规范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直接体现了播音主持“二度创作”的艺术形式。
“播音腔”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是播音主持工作进步和发展的必然的产物。“播音腔”是一种区别于日常谈话、曲艺等语言艺术的腔调，是广播电视播音所独有的、不可替代的特色。任何语言艺术都有自己的特点，“播音腔”的产生是追求广播电视播音内容和创作形式完美融合的必然趋势，直接体现了播音语言的特点。规范的普通话是播音创作最基本的语言要求，严肃认真的态度和求实可信的原则使得“传”“受”双方真诚的交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并且广播电视播音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满足受众的需求和期待，符合时代进步的趋势，但要时刻注意恰当的分寸，让受众主动愿意接受，深入浅出的体现播音内涵，尤其是语言的色彩不能单一，亲切自然才能拉近与受众的距离，更好的传达创作内容实质，这也正是“播音腔”在广播电视播音中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是“播音腔”产生的时代要求。
然而，在广播电视的发展中，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播音腔”也存在着一些问题。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当时的社会特点，对于直接面对广大听众的播音员来说，所播报的内容和形式格外谨慎，“稳而不错”成为了诸多播音员自我评判播音质量的要求。理论上播音创作可分为有稿播音和无稿播音，但在60年代初，广播电视播音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得无稿播音”、“不要播错一个字”等要求束缚住了播音员的再创作，明显的念稿痕迹和照本宣科的要求使得播音表达有些生硬和局限。随着各层级广播电视的兴盛和发展，中央台的播音成为了各级电视台、电台竞相效仿的对象，一种模式化的创作给“播音腔”的改革掺入了杂质，对于“播音腔”美感部分的欣赏和提高也就略显偏颇了。
“播音腔”的发展道路曲折而漫长，有进步也有问题，借用张颂老师的形容“作为广播电视播音特色的‘播音腔’，有其合理内核，也有某些杂质需要经过仔细辨别，这样就不会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把小孩儿也扔出去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中关于1978年第11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对播音方向的要求是这样记载的：会议指出“广播电视新闻的播出，最后是由播音员来完成的，播音员有好的传统，但有些过于适用的播音腔要改革，除发布政令、宣读重要报告、播送重要政治性文章，语调必须庄重外，一般来说播音员要像知心朋友同听众朋友谈话” [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老一辈播音员们早已经开始对播音腔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肯定了“正宗”播音腔在播音主持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独有特点，并且排斥“千篇一腔”、“高高在上”的播音语言形式，重视播音主持的本质——说话，这对我们研究播音主持的本质以及“播音腔”的发展具有充足的历史依据。
(二)当今对广播电视“播音腔”的误解根源
广播电视改革正在广泛而深入的进行，随着时代的推进，广播电视节目在不断的创新中谋求发展，机械的、死板的、不从内容出发的固有腔调的现象在广播电视节目中日益涌现，从而对“播音腔”的质疑之声也随之而来，传统“播音腔”也渐渐被越来越多业内外人士所排斥。
改革开放以后，广播电视事业不断创新发展，老一代的播音员、主持人数量少，不能满足高速的发展趋势的需求，为了快速的充斥整个播音主持队伍，稳定当时正在发展的广播电视事业，广播电视行业领域在选拔人才是过于注重音质和外貌，忽略了优质的嗓音必须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和创作技巧做支持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这一基础问题，殊不知好的音色并不代表能播读好的作品，驾驭好的节目，满足高质量的受众需求，播音员、主持人在像做公告一样的谈百姓身边的事情，没有真情实感，没有内心感受，给人以千里之外的感觉，没有将传播效果达到最好，反而使“播音腔”这一传统语言样态扭曲成了主持人的缺点。多年来，播音员、主持人固定的语言样态和表达形式已经让多数听众、观众有些厌腻了，而新出现的那些自然活泼的表达形式却渐渐吸引了无数受众的目光。于是一种“保险调”、“平直调”的语言样态给受众留下了“误解”，直至今天，一成不变的新闻播读腔调、诗歌朗诵语调让越来越多的业内外人士开始对传统“播音腔”产生质疑并有所排斥。
(三)“播音腔”的双层定义
播音腔的概念在播音理论著作中并没有予以阐明，《中国播音学》里面是把播音腔概括为“三性三感”，即“规范性、庄重性、鼓动性、时代感、分寸感、亲切感。”
随着广播电视节目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播音主持工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和改革，广播电视传播的服务性和娱乐性，以及报道、表达的客观性和亲切感都增添了浓重的色彩，来迎合新时代的发展趋势。但是参差不齐的改版和盲目地机械模仿，使播音主持的有声语言传播偏离“说话”表达的本质。现如今，单纯的“读”稿、“念”稿的现象在广播电视节目中日益涌现，并且“固定腔调”、“千篇一律”的形式让业内外人士所排斥，大众则认为这就是传统的“播音腔”，从而渐渐将传统“播音腔”与贬义曲解的”播音腔”混为一谈。
其实，大众认为的这种所谓的“播音腔”是对播音语言特点的贬义理解，播音腔有两个含义：褒义是有规律的、规范的、具有行业特点的广播电视播音主持有声语言，其本质是生活语言规律的延伸——语言创作;贬义是机械的、死板的、不从内容出发的固有腔调。褒义的理解认为播音腔是传统的播音技巧，是新中国诞生前后形成的“字正、腔圆、庄重、大度、犀利而又温和”的播音风格;贬义的理解则认为“播音腔”就是装腔作势、高高在上，甚至被称为“不讲人话”，脱离了播音主持的本质，是“高、平、空”的表现。
(四)与广播电视语言特点的关系
毕一鸣在《语言与传播——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艺术新论》中阐述：“广播电视语言是一种媒介语言，它同时又是一种面向大众、影响广泛、具有感染力的艺术语言形式，它把传播者的生理过程、媒介的物理过程和受众的心理过程等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维系‘传与受’关系的‘链条’。”不同的说话环境会让人感到不同的说话样态，广播电视传播环境不同于生活中的环境，由于身处不同的环境和面对特殊的对象，使一些播音员、主持人的播音创作产生了变化，而不再是以说话为本质了，渐渐出现了贬义性质的“播音腔”。虽然是在演播室中，面对着话筒和镜头在说话，但同样是“传与受”的关系，只要找到与广播电视传播相符合的表达状态，那么播音主持工作依然是在“说话”。例如在某些地方台的新闻采访节目中，主持人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就有所不明晰，新闻播音员在播读稿件时基本功扎实、技巧处理得当，但是播者无意，听者无味，感受不到“传与受”的关系链条，违背了广播电视传播中“及于受众”的原则，更不用说传播效果了。
广播电视播音是语言艺术的“二度创作”，播音方式必须与稿件的体裁、内容和形式和谐统一，才能有效地参与艺术审美创造。传统“播音腔”作为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独有的语言特色，既要根据不同的的稿件内容进行适当的语气、节奏的渲染和一致，又不能脱离播音主持说话的本质，自然而不失仪态，生活而不失严肃，始终保持与受众平等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体现了播音主持语言表达的“规范性”和“明晰性”。
三、播音主持的本质是“说话”
播音主持是一项语言活动，是说给人听的，其本质是说话。魏南江的《节目主持艺术学》写道：“节目主持人是以说话的方式完成媒介与大众沟通的社会角色，是一个靠‘舌耕’来完成任务的职业语言工作者，节目主持艺术就是一门‘学会沟通’的艺术。”在播音主持的二度创作中，有声语言是传播的主要形式，文字语言经过再度创作后就不再是单纯的文字了，通过播音员、主持人用有声语言将文字中的感情、态度和观点生动地转述出来，才能做到真正与受众交流，从而感染受众。否则，机械的传声筒式的播读稿件不能把文字语言激活起来。总的来说，“播音是一种语言活动，而在‘听’、‘说’、‘读’(指阅读)、‘写’等语言活动中， 播音又是一种‘说给人听’的语言活动。说白了，播音本质上就是说话，是以广播电视传媒的代言人(播音员)或主持人身份在‘话筒前’说话。虽说这之中确实存在着许多特定环境下言语发声及表达的特点、规律，但无论如何，在本质上，播音属于‘说话’似乎应该是确定无疑的。[6]”
(一)从本质上完善广播电视语言
广播电视语言是赋予思想灵活的状态，单纯的照搬书面文字等死板的方式会直接影响广播电视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发展。在进行播音主持创作中，由于播音员、主持人的接触到的环境、对象和特定的目的与任务有所不同，其在表达时的话语样态也就发生了特别的变化，这是所说出的话和表达的思想自然有所不同。“在现实生活中，话语样式多种多样，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样式以现实中的话语样式为基础，同时又在长期的实践中根据自身传播的需要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具有典型性的语言传播样式。[7]”这就对播音员、主持人在广播电视节目中“说话”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播音员、主持人在话筒前高高在上、装腔作势，那么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一定是没有情感、疏远受众的，就像很多刚刚接触播音主持专业的初学者来说，最先认识到的是播音主持就是在节目中“说话”，在了解了吐字发声、表达技巧后反而不会说话了，甚至颠三倒四、语无伦次，究其原因是在创作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广播电视传播中“传”与“受”的关系，只是照本宣科的转述文字内容，传播出来的声音没有融入真情实感，衍生出来生冷的“固定强调”。不断完善广播电视语言的工作要从其本质入手，就像“前苏联功勋播音员托别士著作中说的：‘播音员工作中主要的是做到播讲好像谈话，要朴实，要忠实而准确地转述出这篇或那篇文章、谈话、短讯等的思想。播音员在他的工作中越是尽量地运用生动的语言，越像讲话和谈话，听众就越容易接受他所播讲的一切。’[8]”渐渐回归到播音主持艺术创作最原始的状态——“说话”给受众听。
(二)播音创作要回归“生活”
任何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播音主持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同样如此。金苗在《节目主持人播音语言的生活化》解释是“语言是线性的，播音语言表达的线性特点决定了我们的传播语言必须口语化、生活化。[9]”的确如此，生活中语言的表达要求内容明确、直入深意、情感真挚，播音语言的表达同样如此，只要能真正理解稿件内容、情感和意义，把文字语言样态经过传播者思想和感情的加工，最终转化为有声语言传达出去，那么，在进行播音创作过程中，再将语言中的重音、停连、语气、节奏等进行正确和规范的处理，这样所表达出来的东西便和生活中的思想感情一样，就不会被受众认为是不从内容出发的固定腔调——曲解的“播音腔”。
作为传播媒介的载体，播音主持工作者在进行播音创作时要回归自然、回归生活，但并不是纯粹的生活化、口语化，要求“主持人说话应该在原态口语和书面语之间，在普通说话与正式说话之间确定自己的位置，以书面语作为依据，以原态口语作为基础，把两者结合起来经过洗磨、提炼、加工的口语就是主持人的语言。”简单的来讲就是主持人的言语活动不只是单纯的将文字语言进行转述，而是有着丰富的思想情感，用内心才能真正感受到的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存在。
我们在日常交流中从来也没有一板一眼的讲述身边的琐事，而是像讲故事一样声情并茂的“念叨念叨”，在镜头和话筒前进行创作时运用播音主持的规范的语言样态和灵活的表达技巧，在符合了广播电视播出的明晰、规范基本要求后语言传播要回归生活状态，运用播音主持独特的语言样态和风格传达自己的思想和态度，完成广播电视传播工作，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
(三)“说话”本质下“播音腔”的正视与发展
播音主持艺术从产生之初就是为了传播而说话，“事实上，播音工作一贯都是提倡“谈话方式”播音的。譬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齐越同志就提出‘写的稿子和讲话需要不是在大会上讲的，而是尽可能的简单、平静，好像你是在跟你的一个亲近的人亲切谈天’。”老一辈播音员、主持人实践积累出来了“播音腔”这种独特的语言样态，同时也要求在创作时回归自然，生活化、大众化，让听众听清、听懂。如果一味的照搬教科书上的知识进行创作，就会局限创作空间和方式，创新和发展也就不再是主流了。
传统的“播音腔”在播音中有存在的价值，而且应该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且创新发展，来延续老一辈播音员们实践总结的心血结晶。现如今，一些一味追求声音的厚度的播音员、主持人，扭曲了播音腔的真正艺术体现，形成了带有贬义的“播音腔”，这种“固定腔调”的原因有很多，有的属于创作道路、创作态度问题，有的是创作方法、创作技巧问题等等，而主要原因是节目主持人在播音的时候没有将自己的感情融入文字之中。
播音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有着自己特有的语言表达形式——传统“播音腔”，它是经过历史的考验、生活的实践，一点点积累而成的，是播音主持行业特有的语言样态，是播音艺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正如张颂老师所说的：“播音腔是历史、社会、民族、时代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人们可以辨析它，但不能否定它。”播音创作本质是说话，形式要生活化、自然化、个性化，不能一成不变、墨守陈规，也不能过分渲染和更改。罗莉在《文艺作品演播》中解释：“生活化的语言是说的样式，不是念、播，也不是带腔调地说或夸张地说，而是体验充分、细致入微又自然地说出。个性化的语言是语言表达的最高境界，让人一听即明。”[10]这也就更明确了传统播音语言样态发展和播音创作努力的方向。“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使用、丰富、发展“播音腔”，并且以不懈的努力，成就新的时期、新的个人的播音风格。”在遵循前辈们实践检验的理论基础上，改革、创新和发展才能不断增强播音主持艺术的生命力，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在艺术创作中不断完善，丰富播音作品的内涵以及所蕴含的本质精神，从而提高和体现播音主持的艺术价值。
广播电视播音改革和探索过程中，既要遵循播音主持创作的基本原则和创作道路，又要考虑到播音主持的艺术性，要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广播电视传播的“传”与“受”的关系是不变的，无论在新闻、访谈节目还是综艺、娱乐节目，双方关系都是平等的，传播者将文字语言转化成有声语言通过“我”说“你”听的方式传达内容和思想。
播音主持的本质是“说话”，说话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基本方式，在任何形式的播音创作中，与受众之间言语交流最自然的状态就是保持说话的方式去进行播音主持工作，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聊天、谈话一样随意自然，没有特别刻意的去准备，即想即说，用心去说话，用心去表达，这样才能拉紧与受众间的距离，真正做到及于受众、感染受众。所以回归自然状态和生活状态是播音创作发展的主趋势，无论是传统的语言样态的“播音腔”，还是时代主流的“口语化”都离不开创作艺术“自然”的本质。
播音主持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和风格魅力，其本质都是在传达、表述，总而言之就是在“说话”，通过规范、严谨的语气、语态、语感，在话筒前传播艺术创作的成果，感染和服务大众。
